文媛经常以亲身经历告诉他人:没有伟大的中國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浴血牺牲，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少年走上革命路
1911年年，安徽省霍山县一个礼教森严的赵氏门宅里(当时属霍山县，现划归金寨县)添了一个女娃娃，这个女娃娃就是文媛。文媛的母亲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三个都夭折了。当时，文媛的祖父虽然在霍山县衙门供职，但家里早已是入不敷出，濒临破产。在文媛还不会叫爸爸的时候，父亲就因病离开了人世。她六七岁时，祖父请了一个私塾先生到家里教文媛识字。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女孩子是不准到外面上学的，只能在家塾里识几个字。
就在那个时候，文媛家里发生了意外，这使得文媛对旧的礼教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她有一个尚未出嫁的姑姑，未婚夫因病死去。为了守节，姑姑竟然吞服黄金和鸦片膏自杀身亡，而家里人还为此大办丧事，宣扬这位可怜的 “烈女”。这个悲剧使文媛内心受到很大震动。
祖父去世后，赵氏家族的根基开始动摇。文媛和堂姐妹慧媛，信媛以及侄女国璧冲破旧礼教的樊篱，离开家庭，来到霍山县城唯一的一所女子高小求学。从此，文媛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不断寻求，逐步成为这个封建家族的叛逆者。
文媛最初并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也不知道如何去革命。当时，霍山女子高小有一位从安庆来的语文老师，名叫郭诚淑，为人正派，和蔼可亲。文媛她们都喜欢同她接近，直到参加革命后，文媛才知道她和她的爱人曹逸新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并与从事兵运工作的刘淠西同志保持单线联系。刘淠西的家乡在霍山桃源河。大革命失败后，组织上派他从武汉回到霍山工作，不久打进了诸佛庵民团，担任团总。他按照党的指示，积蓄革命武装，准备暴动。
在郭老师的教育下，文媛的堂妹慧媛加入了青年团。在这段时间里，文媛的见识比在家乡时多了许多，还知道了有一个 “打富济贫” 的共产党。当时、郭老师和其他地下党员经常给文媛她们讲革命道理、讲封建制度下低人一等的妇女地位、讲包办婚姻带来的悲剧、等等。这些都激发了文媛她们对旧社会的不满，她们懂得了只有起来闹革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妇女才能彻底解放。从此、这些不曾引人注目的黄毛丫头、如文媛、吴兆瑾、汪宝华、孙光璧、慧媛、信媛、国璧等人、开始在县城里闹起革命来、弄得当地地主豪绅寝食难安。县里有个洪科长，依仗权势欺压穷人，她们便点名道姓地反对他。洪科长一下子慌了手脚，便下帖子请她们到陈家花园吃饭，企图拉拢她们。文媛严词拒绝，弄得他十分难堪。
与此同时，刘淠西也常来给她们讲一些革命道理，讲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一次，他对她们说:“闹革命，光搞鼓动和宣传还不行，还要有自己的军队。” 经过刘淠西的教育，文媛等人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在他的介绍下，文媛和信媛都加入了青年团。刘淠西成了文媛她们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1929年年11日月、六霍起义爆发后、刘淠西的身份暴露了、国民党下了通缉令、他被迫转移到安庆、不久郭诚淑也去了安庆。
革命熔炉初炼身
刘淠西走了以后，文媛等人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好像大海里的几叶小舟，不知飘向何方。为了尽快同组织取得联系，文媛和吴兆瑾商量后于1929年年下半年也到了安庆。
到达安庆后，文媛设法找到了郭诚淑。按照她的安排，文媛上了安庆女子职业学校，住在附近的宜城旅社，靠地下党组织解决食宿问题。文媛名义上是学生，实际上并没有去上过课。她和吴家藏，刘乐英一起，常常到外面散发传单，张贴《告士兵书》等。
不久、由于坏人告密、刘淠西、郭诚淑被捕了、文媛和吴兆瑾也被捕了。被捕的前一天，文媛还在散发传单，身上留了一份《告士兵书》，想晚上看看。被捕时，这份《告士兵书》就绑在自己的腿上。文媛借故上厕所，想偷偷销毁这份传单，但有军警跟随监视，一直下不了手。被抓到公安局后，眼看就要受审，这时，她看见刘淠西被军警押着先去过堂。他用手提着脚镣，态度从容。当他走到文媛的面前时，压低嗓门偷偷地说:“你们是学生，是来考学的，不要乱说。” 文媛是第一次被捕，加上身上揣了一份传单，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正不知怎么办好，经刘淠西指点，心里一下子亮堂起来了。
敌人审问刘淠西时，他大义凛然，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说完，随手抓起一个电灯泡，向公安局长狠狠地砸去。顿时，堂上大乱，好几个杀气腾腾的军警扑上去，把他按倒在地，拳棒相加，还给他换上了八斤重的大脚镣和手铐。刘淠西的手肿得像馒头似的，鲜血浸透了衣裳。文媛见了刘淠西受伤的身体，心里一阵难过，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轮到文媛被提审时，公安局长问:“你是不是共产党？” 文媛装作听不懂，反问他:“什么是共产党？” 他又问:“你是不是国民党？” 文媛又反问:“什么是国民党呀？” 文媛当时年龄不大，又是个女学生，敌人并没有把她放在眼里，便把她和其他人一起关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
一次，一个军警点名点到文媛时，把文媛念成文暖，文媛有意不回答。他便冲她吼道:“为什么不答话？” 文媛说:“我不叫文暖，我叫文媛啊。” 还故意把 “文暖” 两字念得重一点。那个军警知道念错了字，脸涨得通红。
在看守所里，文媛和一些鸦片贩子关在一起，看守是个老婆子。那时，文媛身上的那份《告士兵书》还没有处理掉，她便把这件事偷偷地告诉了吴兆瑾。吴兆瑾听后责怪她:“死丫头，你还不赶快处理掉!” 文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怎么办呢？她只好晚上在被子里，把《告士兵书》一页页地搓烂，然后丢进马桶里。谁知纸团在水面漂浮起来。第二天一早，她对看守婆子说:“我去倒马桶。” 看守婆子不准。文媛只好把马桶拎出来，一直盯着值日的军警把马桶倒掉，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下来。
敌人虽然多次提审，却从她嘴里掏不出半点东西来。他们没办法，又把文媛转到法院的一个大牢里。在那里、文媛认识了刚从苏联回国被捕的袁溥之、王惠芬等共产党人。到法院以后，她们几个人把字条夹在生活用品里，互相传递，相互鼓励，同时把里面的情况转告给党组织。党组织则为她们四处奔波，托人说情作保，请律师。法官先后两次审问文媛，她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学生，是来安庆考学，是被无缘无故抓来的。当局抓不到把柄，最后只好把文媛和另外几个人放了出来。
宝剑锋从磨砺出
文媛又回到宜城旅社住下。很快，组织上派人同她取得了联系，并指示她继续留在安庆，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工作不到两个月，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从霍山来了一批土豪劣绅，说文媛她们都是共产党，要求国民党省党部把她们捉拿归案。文媛无法在安庆容身了，组织上决定让她立即转移到上海，并派了一个姓张的交通员护送她。离开安庆那天，正好下着雨，交通员为文媛雇了一辆黄包车。他们顺利到了码头，上了船，顺流东下。1930年这时已经是年的七八月间了。
船行了三天，抵达上海。文媛拿着介绍信，找到王日叟同志，接上了头。组织上安排文媛住在爱文义路中央军委机关，同她一起的还有徐子胜的爱人谭冠军。大约一个月后，文媛就到了江苏团省委，担任文件保管工作。1931年底，文媛又转到江苏省委，担任内部交通工作。在这里，文媛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那些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但是为了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文媛她们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为了打掩护，文媛的穿着打扮完全是学生模样，上身穿白洋布褂，下面穿一条黑裙子，这是当时女学生的流行装扮。
有一次，文媛在送文件的途中突然遇到紧急情况：警笛狂吹，租界的外國巡捕拿着警棍，疯狂地驱赶着马路上的行人。文媛被隔在马路一边，但要把文件送出去，必须穿过这条马路。怎么办？文媛强作镇定提着小皮箱，壮着胆子走到一个“红头阿三”（指印度巡捕）面前，镇定地说：“啥事情？能走吗？”“红头阿三”上下一瞄，就用警棍把文媛扒向马路的另一边。她赶紧穿过人群，顺利地把文件送到目的地。
还有一次，文媛送文件时在电车上遇到了停车搜查。文件装在小皮箱里，销毁已经来不及了，又下不了车，情况十分危急。文媛想，只有沉着冷静，才不会惹人注意。她装着看热闹的样子，主动靠近上车搜查的警察。警察见她是个学生，便不把她放在眼里，还把她赶下车。一下车，她便立即钻进人流中去。
文媛还干过“交通报警”的活儿，哪里出了问题，就马上发出报警通知。有一次，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通知文媛她们马上转移，并派一个小报童，趁着给文媛她们送报纸时，把写着“家父病重，快回南京”的纸条夹在里面。文媛一看，知道情况危急。这时，组织上又派了一位女交通员到另一个接头点，与她们联络。上级要文媛她们搬到俭德公寓，等候安排。为了不引起邻居的怀疑，文媛告诉二房东，说外出走亲戚，过几天就回来。到俭德公寓安顿下来后，有一部分同志，如文媛的爱人陈一新（安徽金寨人）被派到江西苏区去工作。文媛因为怀孕，行动不便，便留在上海，在潘汉年的领导下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有一次，潘汉年为了刺探敌人的重要情报，需要出席一个有头面人物参加的宴会。为了配合行动，组织上要文媛以其女友的身份陪同潘汉年。事前，潘汉年要文媛化一下妆，打扮成上层妇女的模样，还告诉文媛，在宴会上要注意听，别乱说，要说也只能说些应酬的话。在宴会上潘汉年谈吐风雅，应对从容。三杯酒下肚，这些人的话就多了起来。潘汉年善于引话，不知不觉间就将需要了解的情报从他们的嘴里套了出来。事后，潘汉年表扬文媛任务完成得很好。
革命征途逢伟人
1932年下半年，文媛离开上海，去了江西苏区。直到长征开始后，文媛才从江西回到上海，在上海她又见到了潘汉年。潘汉年见到文媛和陈一新夫妇，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辛苦了。”接着便问寒问暖，还问到他们上山同敌人打游击的情况。文媛就把离开苏区以后的情况说了一遍，一直谈到太阳落山。潘汉年听后，动情地说：“你们总算活着回来了，又可以为党工作了。我先为你们洗尘，招待你们夫妻下馆子。”随后，潘汉年陪着他们到落脚地点——博实小学坐了一会儿。临走时，他还一再叮咛，要他们安心等待，他将设法送文媛和陈一新到苏联去学习。后来，潘汉年虽然被安排去西安工作，但他还给文媛他们来信说正在办护照，准备送他们和王稼祥一起去苏联。再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去苏联的事落空了。这样，文媛他们又在上海做起了地下工作。
文媛住在上海机关时，恰逢陈赓被营救出狱，组织上决定让陈赓暂时同文媛他们住在一起，等待安排。
陈赓是我军卓越的高级将领。他从小就在父亲那里学得一身好武功，十四岁投军，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他到苏联学习过军事，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向潮汕进军途中，不幸左腿负重伤，最后辗转到上海。那时，他和一批经过考验的同志从事党的政治保卫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许多次惊心动魄的斗争。1930年后，他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军师长，在一次战斗中又负了伤。他就是在上海养伤期间被捕的。因为他性格开朗，谈吐幽默，再加上他那传奇般的经历，所以文媛喜欢同他在一起聊天。有一次，文媛好奇地问他：“你怎么把大独裁者蒋介石从死人堆里救出来了？”陈赓风趣地说：“那时陈炯明是反革命，我以为蒋介石是跟孙中山一起闹革命的，谁知道我背的是一条狐狸呢？”
原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担任过黄埔军校校长，他和陈赓有过“师生之谊”。蒋介石对陈赓的才能十分赏识，在黄埔学生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的战斗中，由于蒋介石指挥失误，被打得溃不成军，亏得陈赓冒着枪林弹雨背着他冲出重围，救了蒋介石一命。为此，蒋介石曾许诺要重用陈赓。“四一二”政变，蒋介石暴露了反革命的嘴脸，陈赓与他分道扬镳，蒋介石成了陈赓的阶级敌人。在这次被捕期间，不管反动派施美人计，还是用“南京卫戍司令”的高官厚禄来引诱；也不管宋美龄屈尊感化，还是校长亲自出马劝降，陈赓都是大义凛然，不为功名利禄、酒色财气所动，保持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
听了陈赓的话，文媛哈哈大笑，更加深了对他的敬意。
秘密战线创佳绩
1932年下半年，组织上派文媛到江西苏区工作。这次去江西，要从广东、福建绕道，组织上安排了一位广东籍的交通员护送她。他们在吴淞口坐上了一艘外国商船，在海上航行了几天后到达广东汕头，再到大浦、潮州。他们白天不敢行动，怕被敌人发觉，全靠晚上摸黑走小路，一走就是一百多里。沿途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有时还要冒险穿过敌人埋下的铁蒺藜。最后，终于从广东到了福建，又从福建来到江西。到江西后，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另派了一位交通员，护送文媛到瑞金沙洲坝。
沙洲坝离瑞金城很近，是中共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当时，邓颖超任中央秘书长，文媛的丈夫陈一新任中央机要科长。文媛来了以后，就在邓颖超的领导下任机要员，负责译电，与在白区工作的同志进行电讯联系。当时，邓颖超兼任机关的党支部书记，她对文媛这样的青年要求很严格，每周都要召开一次党小组会，加强思想教育。那时，根据地正处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之中，蒋介石不断发动“围剿”，在敌人的封锁下，给养运不进来，生活条件可想而知。没有盐，没有粮食，大家只好吃硝盐，吃死马、死驴的肉，很多人全身都浮肿起来。可能是担心文媛不能适应根据地艰苦斗争的环境，文媛刚到瑞金不久，邓颖超就找她谈心。先问了一些工作情况，接着又关心地询问生活上适应不适应。文媛一一做了回答。邓颖超关切地对文媛说：“这里工作、生活条件虽然与上海不一样，但时间一长就会习惯的。”她还告诉文媛要注意克服困难、增强信心。邓颖超的心很细，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改善文媛她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当时，中央苏区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对外联络十分困难，因此无线电就成了中央苏区同上海党组织及其他根据地进行联系的唯一通讯工具，而密码则成了核心机密。靠着它、党中央才能及时了解敌人的动态、党中央的声音才能及时传到各个红色根据地领导各地的反 “围剿” 斗争。可以说，电台和密码已成了中央根据地的生命线。正因为如此，敌人也在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通讯设备。那时敌人经常派飞机来轰炸瑞金，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我们的电台，他们妄图截断我们的红色电波。邓颖超非常重视电台和机要科的工作，经常同文媛他们谈通讯工作的意义，要求他们以党的利益为重，时刻做好通讯联系工作。为了防止敌人的飞机轰炸，文媛他们常常带上密码本和纸笔躲到山上办公。到隐蔽的地点，得爬山越岭，还要穿过荆棘树林，衣服常常被刮烂，腿脚被划伤，弄得全身血迹斑斑，但不管多么困难，哪怕是牺牲生命，也要绝对保证电码本的安全。因为它是党中央的耳朵和眼睛!每次出发前，邓颖超总要反复叮嘱文媛他们，要胆大心细，一定要把密电码保护好，千万不能遗失。有时还亲自动手，帮助他们检查着装。有一次，文媛已经藏好了密码本，正准备上山，邓颖超走过来关切地问，密电码放好了没有？会不会掉下来？文媛把放密电码的地方指给她看，她认真地察看了一番，觉得没问题，这才放下心来。邓颖超工作认真，要求严格，在她严谨细致的作风影响下，虽然环境异常艰苦，但是文媛他们总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虎口脱险得安宁
长征开始时，文媛因为怀孕，不能跟随大部队行动。组织上指示她和其他四位女同志(陈潭秋的夫人朱月清，潘汉年的夫人徐幼文，夏曦的夫人赵英和黄秀珍)回到上海继续搞地下工作。她们只好同留下来打游击的小部队一起与敌人周旋，一直随军打到了赣东。这时，军队伤亡很大，张鼎丞指示她们原地隐蔽。部队负责人还告诉她们，如果被捕，就说是福建人民政府派她们到江西来参观的。
文媛等五位女同志离开部队辗转到了会昌，躲在山上，没有吃的，就到附近的地里挖红薯来充饥;没有房子住，就住在露天野地。一次，她们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野猪窝，里面堆着厚厚的枯枝残叶，躺上去倒很软和。晚上，野猪回来了，嗅到了生人气味，在附近绕来转去。几个人被吓醒了，有的拿棍子，有的摸石头，壮着胆子拿着手电筒乱晃来吓野猪。虽然野猪被赶跑了，可她们身上早已浸出了一身冷汗。害怕山上的野兽再来，她们只好轮流睡觉。
这时，国民党部队在会昌有一个 “铲共团”，和当地民团一起，常常搜山。一天，“铲共团” 来到这座山，文媛她们虽然四下藏匿，最后还是被发现了，并被带到会昌县城，关在牢里。在此之前，被捕的还有一个在苏区办报的编辑，叫谢然之。敌人审问文媛等五人时，她们异口同声地说是福建人民政府参观团的。敌人不信，就把谢然之拉出来指供。他只认识文媛，说文媛是中央译电员。敌人便进一步逼问文媛的身份，文媛回答:“家庭妇女，沒有翻过电报。” 敌人又说:“你是陈绍禹的弟媳吧？”
文媛回答:“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当然嫁夫随夫走。” 敌人看问不出什么名堂，又去问其他几人。她们也一口咬定文媛是家庭妇女。就这样，敌人一无所获，对她们也不再追问了。
后来，敌人把其她四位女同志押到南昌，关进了国民党的感化院。文媛因为临近产期，被押到了宁都，转交红十字会，并同意可以出保释放，否则就遣送回安徽原籍。文媛想，如果回安徽就是重犯了，只好说家里人已不在安徽，在上海。当时，文媛也确有一个伯父在上海光华火油公司任职，她就给伯父写了一封信。不久，伯父来了信，还寄来了钱，文媛才被放了出来。在宁都红十字会医务所时，有一个安徽籍医生，为人忠厚，他听说文媛被保释，便告诉她去上海的路径。这时，文媛的孩子刚满月，她只好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抱着孩子，只身到南昌，又转九江，乘船到上海。
奔赴圣地重启程
上海，是文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现在，文媛只身回到这块被殖民化了的土地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按照组织的指示，文媛在上海找到了内山书店。这是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先生在上海办的一个进步书店。文媛又和潘汉年接上了头，也见到了冯雪峰等人。在敌人统治的白区，见到了党的同志，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时，陈一新也到了上海，党组织要把他们一起送到苏联去学习。在等候办出国护照期间，西安事变爆发了，文媛和陈一新都很兴奋，他们想到新形势下的抗日斗争一定需要很多的干部，觉得还是去延安的好。正好这时，周恩来因为国共谈判的事到了上海，住在东方饭店。文媛和陈一新去看望他。周恩来虽然工作很忙，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问长问短，还问到了他们脱险的经过。谈话结束的时候，周恩来问他们还有什么要求，他们便提出想去延安工作。周恩来考虑了一下，便同意了，并立刻给李克农写了一封信，要他负责安排文媛他们去延安，并提供三百元钱路费。李克农接到周恩来的指示，立即作了安排，介绍他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办事处设法送他们去延安。
就这样，文媛他们于1937年离开上海，逆江而上，到了武汉。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了一段时间，文媛参加了办事处领导的一个训练班，参加学习的还有一部分是要求到延安去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周恩来和郭沫若等人先后在训练班给他们上课。1938年年5日月，文媛他们来到了日夜思念的延安，先进陕北公学学习，然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此后，文媛和陈一新一起跟随部队转战东北，南下中南，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工作。
文媛曾经动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在战斗中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为党和人民作过一点贡献，但同伟大的革命事业相比，毕竟是沧海一粟。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我们只是幸存者之一。我们要用先烈的革命精神自勉，勇往直前，为实现他们的遗愿去努力工作，拼搏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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